大西洋月刊：年轻一代是怎么变化社畜的？

大西洋月刊：年轻一代是怎么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预言：21世纪人每周工作15个小时，相当于做二休五。

“这是人类自被创造以来，第一次面对他真实、永恒的困境”，凯恩斯写道，“即如何打发休闲时光”。

1957年，《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预言，随着工作变得越来越容易，我们的身份将由爱好或家庭生活来定义。

“众多工作与日俱增的自动化本质，加上减短的周工作时间，导致更多工人不在工作中，而在休闲中获得满足、意义和自我表达，”文章作者埃里克·巴尔诺写道。

这些预言并非完全错误。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人比以前工作少得多。每年总体工作时间缩减200多个小时。但这些数字不代表整个故事。富裕、受大学教育的人——尤其是男性——比几十年前工作更多。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们被教育要将热情发展成事业，如果没找到使命，他们被告知不要放弃，直到找到为止。

20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们没预见到的是，工作可能从一种生产物质的手段变成一种生产身份的手段。他们没预料到，对穷人和中产阶级而言，工作是必须的；但对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而言，工作变成一种宗教，一个有前途的身份，一种自我超越的手段和一个可以归属的社区，此为拜工作教。

下面这篇文章来自《大西洋月刊》，以美国为例，梳理了现代社会工作文化的养成，以及年轻一代——千禧一代——是如何变成社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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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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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福音

当工作成为自我实现的终极梦想

美国传统信仰的衰落恰逢新无神论的爆发。有些人崇奉美貌，有些人崇奉政治身份，其它人崇奉他们的孩子。但每个人都崇奉点什么。拜工作教则是其中在拉拢信徒上最具竞争力的一种新信仰。

什么是拜工作教？它相信工作不仅对经济产出是必要的，也是一个人身份和人生目的的重中之重；它相信任何提升人类福利的政策都必须要鼓励人做更多工作。

这种“辛劳人”新人种对美国这片土地而言并不陌生。美国梦这个老掉牙的神话——相信辛勤劳动总会带来阶层上升——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让美国执迷于物质成功和为了实现它所需的日夜辛劳。

美国人“与其他富裕社会的人相比，工作更长时间，享受的假期更短，失业、残疾和退休福利更少，并且退休得更晚，”塞缪尔·P·亨廷顿在他2005年出版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身份的挑战》一书中写道。

有一个群体加深了工作时长的鸿沟：富人。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的一项调查显示，1980年，收入最高的男性比中产和低收入男性每周工作时间更短。然而今不如昔。2005年，最富有的10%已婚男性平均下来工作时间最长。

与此同时，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比其他任何群体缩减更多他们的闲暇时间。今天，可以不夸张地说，精英美国男性将自己变成了世界首要工作狂，比美国更贫穷的人和其他富裕国家的有钱人都做更长工时。

这项转变有悖经济逻辑和经济史。一直以来，富人比穷人工作得更少，因为他们能负担得起。当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地主乡绅们吃喝玩乐、跳舞八卦时，农奴们的劳作看不到头。20世纪早期，富裕的美国人用他们充足的闲暇时间去买每周电影票和玩运动。今天富裕的美国人能负担得起更多闲暇时间，但他们用财富买了最奇怪的奖赏：更多工作！

也许超长工作时间是有钱精英群体的身份和收入军备竞赛的一部分。或许这里的逻辑并非是为了实用性，而是为了情感，甚至灵魂。

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高的人可以拥有任何他们想拥有的东西，他们选择去办公室的理由与虔诚基督徒每周日去教堂的原因是一样的：在这里他们是最本真的自己。

“对今天的富人而言，没有‘休闲’这种东西；是经典意义上的‘工作即玩乐’，”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在《华尔街日报》写道。“打造财富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也是他们做的最接近玩的一件事。”

尽管拜工作教从富裕男性开始，但这股社会思潮正在往不同性别和年龄段的人中间扩散。

2018年一项关于精英大学的研究发现，女性从就读精英大学中获得的最大好处不是更高的工资，而是在办公室更长的工作时间。

换句话说，我们的精英教育机构正在铸造各个性别的工作狂。

尤有甚者，皮尤机构最近一项关于年轻人焦虑症流行的研究表明，95%的青少年认为“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或事业”对他们成年后会“极其或很重要”。这比其他任何事的优先级要更高，包括“帮助有困难的人”（81%）或结婚（47%）。

在工作中找到意义战胜了家庭或行善，成为今天年轻人的最大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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