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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年味为什么越来越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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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小时候过年,是一年中最欢天喜地的日子。提前一个礼拜去小镇澡堂上洗个澡,剩下的,就是眼巴巴地等着发压岁钱和穿新衣了。除夕晚上吃完饭,我和哥照例给奶奶去磕头。磕完头,奶奶总喜欢摸着

小时候过年,是一年中最欢天喜地的日子。提前一个礼拜去小镇澡堂上洗个澡,剩下的,就是眼巴巴地等着发压岁钱和穿新衣了。

除夕晚上吃完饭,我和哥照例给奶奶去磕头。磕完头,奶奶总喜欢摸着我们的头,发了压岁钱,就会奖赏我们最爱的洋芋头吃。洋芋头是腌在陶瓮里的,酸里带着微甜,清脆可口,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腌制成的。奶奶去世后,再也没吃到过这么好的滋味了。

大年夜守岁,那时没有收音机,也没电视,大人孩子围坐在煤炉边,火钵头帮着我们抵御最后一个冬天。这一晚,一大家族好十几口人嗑瓜子、吃糕点和炒米糖,三伯的评书《岳飞传》是守岁时不可少的高潮段落, “枪挑小梁王” 听了一遍又一遍,百听不厌。睡眼惺忪时,大人说已经过了12点,我们才打着呵欠一个个上床睡去,满心期待着明天一大早穿新衣裳。

从乡村到城市,从少年到白头,几十年过去,故乡变成回不去的地方,春节也从欢天喜地的日子变成了心惊胆战的平常日子。当城市不能再承受漫天的烟火气味,红包大战直接秒杀了春节晚会时,春节的年味就变得愈加寡淡了。

是什么夺走了我们的年味呢?

电视:被分隔的家庭

1983年,横空出世的《春节联欢晚会》,允诺给我们更多快乐的同时,第一次夺走了我们的年味。

那一年的春晚,我们是在村小学的一间大教室里看完的。产权属于村里的唯一一台电视机是当仁不让的节日主角,教室里挤满了老人、年轻人和孩子,以至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不得挤在一起站在长条凳上,肉粘着肉,汗连着汗,一个大冬天,肉气蒸腾中,我们边大声喝彩,一遍也认识了唱电影《少林寺》插曲的美少女郑绪岚、演小品《吃鸡》的滑稽演员王景愚,当然还有唱歌好听、长期霸占春晚几十年的歌手李谷一。除了晚会精彩,小凳子上男女小伙伴之间偶尔令人惊颤的身体接触体验,也常常令我们感到莫名的兴奋。

正如威廉姆斯描述上世纪60年代电视在英国刚刚出现时,适应了大批进入城市的小家庭迫切需要的娱乐需求潮流一样,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乡村,电视这个技术怪物几乎扮演了同样的角色——第一次把人们从节日集市式的大规模聚会中,一个个驱赶进入小家庭的蜗居里。

再后来,在我们村子里,买了电视的先富起来的,只有几家万元户,这几家富人大户多少分流了春晚的一部分电视观众,这些家的亲戚朋友早一步从村小学的教室里撤了出来;等到90年代初,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买上电视之后,三伯的评书早就没人听了,姜昆、冯巩、牛群们在春晚上有模有样的表演,都比他老人家专业多了。一到除夕夜,家家堂屋里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前围拢着三三五五一家人,小伙子们再也不用去大户人家那里涎着脸去刷脸了,更不用去挤教室,或者去玩那些打铜钱、弹玻璃球的幼稚游戏了。

电视不仅分隔开来一家、一家的小家庭娱乐方式,也彻底割断了小伙伴们每逢过年从泥巴里寻找快乐的机会。电视节目里内容应有尽有,从魔术杂技到烟火表演,相比较而言,村子里的“跳马灯”、“送春”、“唱大戏”等传统民俗表演也显得太乡土了。

在第一波娱乐机器代表的技术潮流击败春节代表的民俗文化之后,大集市(大家庭)的节日聚会模式开始土崩瓦解,“天涯共此时”的机械、完全同质化的娱乐工业模式连接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家庭,春节节庆所代表的多元、零散的乡村文化彻底败下阵来。

此时的电视,还在等待它的下一个挑战者。32年后,201年在移动互联网上8亿中国网民的红包大战中,电视和春晚一起沦为了传统“说书人”的角色,或者说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互联网络:孤独的群体狂欢

2015年的春晚,让我们见识了红包大战带来的“数字狂欢”,有何等地疯癫痴狂!

先看看除夕夜微信红包的一份成绩单吧。2月18日的除夕夜,空气中飞来飞去的微信红包总数超过10亿个, 当晚20点到大年初一的0点48分,微信摇一摇的互动总数达到了110亿次,尤其是22点34分,人们摇红包的次数每分钟超过了8亿次,总共送出微信红包1.2亿个。

这一份成绩单还不包括QQ红包和支付宝红包。比起呆头呆脑地盯着电视屏幕,看那些你并不喜欢的演员,在那里表演你不感兴趣的节目,红包摇一摇这样的互动游戏,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你只要简单、拼命地摇晃手机,仿佛金山银山就会袭面而来。从黄牙小儿贷款到银发老翁,没有任何娱乐门槛,漫天雪花里飞舞着金钱的味道,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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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的红包游戏符合芒福德所批判的所有技术的机械效果,而明显缺少了有意义的功能效果。除夕夜的上空,空气中的每一个红包都在诱惑你,随时准备夺走你的时间和注意力,结果呢?你在虚拟网络空间上等的是不劳而获,为了一分钱或者一份4999元的红包,你的个人身份立马上成了网络皇帝马化腾帝国的子民,摇啊摇,摇啊摇,你甚至不知道给你发红包的是谁,也不用向任何人磕头行礼,疯狂地晃动你手中的iPhone吧,眼巴巴就等着红包砸头吧。

这种“摇啊摇”的游戏像极了任何一款流行的网络游戏,你不用付出很多,得到的也只是廉价的快乐,失去的是完整的一段时间。一晚上下来,你摇到了几十块钱,除夕的记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如果说电视谋杀了我们的集体时间(和仪式有关),那么,互联网络则正在剥夺我们的个人时间(和个人体验的完整性有关)——每过一段时间,你总要拿起手机,看看微信上的朋友有什么新消息。从电视到互联网络的演进,正是波兹曼所说的文化不断向技术投降的过程,直到在马化腾和马云构建的无边界网络帝国疆域中,我们的节日越来越失去了传统的滋味,就像张小龙关于微信的那一幅巨大宣传画里所揭示的那样,在虚拟网络中穿越无数数字神经系统的狂欢中,我们可以随时连线,成为虚拟群体的一分子,但我们始终只是那个孤独星球中四处游走的网络幽灵。一个人的狂欢,连接着一群人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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